山川调色春耕图

（二）有权管辖 行政机关的管辖权是行政职权的首要部分，是行政机关具体行政程序能够启动的门槛。

正如苏永钦教授所指出的：不论美国或欧陆法治先进国家，合宪法律解释都是在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以后才慢慢发现或开始重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使人很容易相信这只是一种介于合宪与违宪之间的合宪性控制决定模式，一如警告解释或部分违宪的解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

从中国正统的法学理论上说法院不可以解释宪法，但是实际上如前面所述，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宪法和法律条款的含义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也是一种有效力的宪法解释。然而，遵守宪法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实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贯穿于实施宪法的全过程，一切宪法活动都应遵守宪法，当然司法机关开展合宪性解释也应遵守宪法。司法机关只有先理解和解释宪法，然后才依照通过理解和解释宪法所获得的准确含义和精神去解释法律。[29] 苗连营教授认为，宪法解释的核心功能在于宪法的适用，宪法解释只有与宪法适用联系在一起、只有与具体的个案联系在一起，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12] 参见蒋碧昆主编：《宪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第83页。

[28]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3年第1辑，第39页。然而，在我国宪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普遍存在着一种过分强调违宪审查的倾向，甚至认为宪法实施就是违宪审查，将违宪审查视为宪法实施的全部内容，特别是把司法化的违宪审查（即司法审查）等同于宪法实施。富勒（Fuller）强调，没有特定的原则或标准，裁决的功能将无法发挥。

笔者从Y省省级信访机构获得的统计资料表明，该机构2010年至2012年第三季度收到的信访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有：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和补偿。这个问题可转换为，哪些事项应由诉讼、仲裁和行政复议管辖，哪些事项则被这些机制的管辖所排除。裁决是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基础作出决定的，艾森伯格（Eisenberg）强调，裁决过程除了参与要素之外，也包括裁决者的回应，其中最重要的是，决定应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和主张为基础作出。即便进行裁量处理，裁决机制也因利益分配、调整型决策具有多中心任务特征而难以适用。

这种方式通过由特定权威确定具体规则，规定具体指令和实施程序来达成目的。[28]《行政强制法》第8条第1款规定将违法的行政强制执行造成损害也纳入行政赔偿范畴。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有关机关首先进行登记和初步审查。例如，各类补偿安置标准的确定，是否对特定人群提供保障以及提供多大程度上的保障，特定区域的建设规划、特定项目的选址、国企改革安置方案，退役军人的具体安置等需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多重因素后予以确定。此类争议缘起于，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不作为或作为不充分。因此，这些决策事项本身也是多中心任务。

[3]正是民众对信访渠道的中意，才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权利救济已经成为我国信访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和‘头号任务。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改制。教育类，主要涉及收费问题。企业矿产资源开发引发的侵权。

广播电视频道如何分配以使民众获得的节目均衡。例如，采取何种措施保障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各地政府具有较为宽泛的政策裁量权。

反映机关干部作风差，不作为，滥用权力、执法不公、欺压百姓和农村干部作风粗暴等。另外，英国学者格利弗（Gulliver）对分歧和纠纷进行区分的理论，能够为认定纠纷是否发生提供一种外部观察视角。

第二，调查—决定的过程安排。[47] 富勒没有直接对多中心任务进行界定，而是给出了多个例子来描述存在多中心任务的情形。第四，当诉求全部或部分被拒绝，此时不满转化成纠纷。[23] 诉讼、仲裁和行政复议分享着共同的纠纷处理机理——它们均强调公正的第三方基于特定的事实，根据客观的规范作出裁决，以决定争议当事人之间的是或非。[10] 如信访消解司法权威，侵蚀法律自治性，导致矛盾积聚、上升，诱发各种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看似廉价却在耗费着各种巨大的成本等，参见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这种利益分配方案的确定，需要权衡多重目标取向，考虑不同的现实情况，兼顾各种利益。

即便部分证据是由裁判者依据职权调查，也需当事人提出主张，甚至提供线索，而且最终的结论需要裁判者支持一方，否定另一方。如果认为应由行政机关处理，则作出转送、报请、交办的初步受理决定。

党政渠道是指找该机关领导解决、找上级领导解决和集体上访。如《公务员法》第90条规定公务员对受到的人事处理不服可以向原机关申请复核。

另外，信访在解决纠纷方面的普遍低效和无力成为民众对政府丧失信心的又一因素。该款规定，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经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处理：（1）请求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予以支持。

行政赔偿诉讼针对的是，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造成人身权和财产权损害。例如，村民集体组织自治范围内的民主决定事项引发的争议，如村民组织集体决定拒绝外嫁女参与村集体收益的分配哈德逊画派画家托马斯·科尔和弗雷德里克·E·丘奇让普通的美国人去认识自然的壮美。5.思想意识学派 1960年代是宪法研究面临诸多挑战的时期。

进入专题： 美国历史 美国宪法 史学史 。因此，开国元勋通过创制宪法维护了特定核心价值——一种对法治、稳定的政治秩序、平衡政府的担当，但是，这些价值理念却是通过含糊的词汇表达出来的，以求赢得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

为此，威廉·帕特森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新泽西方案，该方案在保持现行邦联国会代表制——无论面积大小、人口多寡，各邦平等，一邦一票——不变的基础上，授予国会征税权、管理各邦事务的权力和宣战权。（8） 拉姆齐认为尽管宪法的前世并不高贵，但他预见宪法会有光辉的未来。

为竭力争取南方各邦支持宪法，北方各邦代表同意将逃亡北方的奴隶押解回南方，在宪法文本中使用必须服一定年限劳役的人来指称黑人奴隶，以免被指责过分支持奴隶制。这些共同体抑或如当今欧洲各国，随时为开战做准备。

然而，各邦议会新人和有组织党派的出现，促使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等美国领导重新思考自己对共和主义的各种基本预设。Peter Onuf，Reflections on the Founding：Constitu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Bicentennial Perspective，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46，1989：341-375。Isaac Kramnick, Republicanism and Bourgeois Radicalism: Political Ideology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美国宪法创制史观的演变，既是历史学者不断追求历史真相、史学家代际对话的结果，也是时代变迁、社会思潮在史学界折射的产物。

Richard Buel, Jr., Securing the Revolution: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 1789-181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作为从欧洲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的第一个美国人，他因做过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和海军部长而声名卓著。

霍夫斯塔特撰写了大量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如《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27)(1948)、《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28)(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力主义》(1963)、《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及其他》(1964)。这些反对宪法的人自称真正的联邦党人，但很快他们被支持宪法的人贴上了反联邦党人的标签。

Joyce Appleby, 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i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帝国学派把开国之父描绘成为讲究实用的革新者，而非政治理论家，这一看法令人信服。